很偶然地看了CCTV—10的一期节目，很偶然地知道了有一个做陶艺的人叫邢良坤。
我不懂陶艺。但从节目中众多专家的评论中获知，邢在陶艺界的贡献还是蛮大的。只是他讲过些诸如自己的艺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类的话，在一个主
思想奉行“谦受益、
招损”的国度，自然招至了无数的声讨。这期节目便是他与声讨者之间的直接对话。节目中有多人发难，有中肯亦有偏颇。我独对一位戴眼镜的文质彬彬的先生的攻讦记忆深刻：他先是引用邢自己说过的话下了一个套，然后问了他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说你的碗做的圆，那么请告诉我圆周率是多少？”这个问题，很多小学生都可以回答出来，但邢不能。他的文化知识确实不高。邢避重就轻地让他去问爱迪生。那位文质彬彬的眼镜先生很为他的聪明得意:你连圆周率者不知道，你说你的碗做的圆，谁信？
但我记得这个问题的原因却与他的自以为是恰恰相反。这个观点很容易反驳：从理论上讲，理论来源于实践，世界上先有圆而后有圆周率。也就是说在圆周率没有被发现之前人们就已经能够认识圆并且能够制作圆形物体了。从这一意义上讲，圆和圆周率没有任何关系。从实践上说，农村有很多木匠，有的连书都没读过，也没学过圆周率，也不知道四边形的特
，可同样能做到圆凿见圆、方枘见方。各城市建筑市场上的瓦工，估计知道圆周率的为数也不多，但那位眼镜先生入住他们建筑的楼房也似乎没因此而觉得不全安。这些木匠和瓦工凭靠的，是经验。而圆周率这样的知识，正是在他们劳动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邢在艺术上造诣多深，能不能成为大师，能不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和他懂不懂圆周率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我相信，只要当天收看了那期电视节目的人，肯定会有不少一部分会为那位文质彬彬的眼镜先生叫好。这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用圆周率去衡量圆。
生活中这样的现象俯拾皆是：国家公务员招考第一看学历，提职称主要看论文，买东西先看品牌，排查犯罪嫌疑人先看有没有前科等等（当然，这种不尽公平的游戏规则在社会发展的一定时期，有时反倒成了保障公平的有力措施，还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这样的例子在艺术上更是不胜枚举：刘禹锡改编竹枝词，梅兰芳《黛玉葬花》，民族歌舞被纷纷改编，相声也堂而皇之的成了奇葩。初看之下，这些行为仿佛都为这一门艺术的身价和进化做出了不起的贡献，这些艺术也因为这些人这些事而得以提升魅力、深化影响。事实却远非如此。刘禹锡改编竹枝词，竹枝词便从此归入案头，一蹶不振。梅兰芳《黛玉葬花》，民间艺术成了国萃，却损失了无数观众。民族舞，前一脚，后一脚，一甩袖子一头摇，这就是藏舞；男的跪倒，女的头摇，这就是疆新舞。这些固定了的程式化动作，还有多久的生命力？而现今舞台上所谓的民歌，我们已经不是主要靠听而是主要靠看来辨别其种类。演员穿什么民族的服装，唱得就是什么民族的民歌。至于相声，相信大家已经听多了许多业内人士“相声还能走多远”之类的
惘。再看看那些真正的民间艺术：《诗经》采自古风，多为民谣，迄今仍是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的必选；青海的“花儿”，陕西的秦腔，东北的二人传，晋冀蒙一带的二人台，蒙古“都儿沁”在马头琴伴奏的信口歌唱，这一辈一辈的歌者中没有几个有用文字来记录的能力，没有几个识谱，可他们的艺术却一代代延续了下来，传唱至今，在他们各自的土地上红红火火。
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这句话本是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只可惜便如孔子成为“历代专制之护身符”一样，成了许多人修正艺术甚至撰改艺术的幌子。这些被强行雅化、拔高、重塑之后的艺术被赋予了一套新的规则，把它的原身排斥在外，也为这一艺术的项颈预设了绳套。
真正的艺术，永远来自民间。艺术的生命力，永远在于民众。我奉劝那些自以为润
、提升、雅化艺术的人，切莫做了艺术的掘墓人。套用《三国演义》里常用的一句话，想要废旧皇、立新皇，还是先端量端量自己的份量，是不是真有伊尹、霍光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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