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中国误会了袁世凯 下章
第十一章 天朝崩溃,幕后操控时局
 成大祸,连命都丢了。

 赵尔丰一再被,终于举起了屠刀。

 一声令下,声大作,当场击毙三十多人。马队也得令出击,冲散人群。左突右撞中,踩踏致死者又有十多人。

 四川巡防营统领(四川武装‮察警‬最高长官)田征葵杀红了眼,竟灭绝人地下命士兵开炮轰击。眼见炮弹上膛,瞄准人群,成都知府于宗潼号啕大哭,扑到炮口跟前,以身阻挡,方才避免更大规模的杀戮。

 五十多名死者,最大的73岁,最小的不过15岁,职业多为工匠、裁和店铺学徒,都是社会底层的劳动者,无一公知,无一绅商。

 死路

 血案过后,赵尔丰立刻发布戒严令,封锁城门与邮电,切断成都同外界的联系。

 同时,电奏朝廷,诬称川人图谋‮立独‬,幸亏自己弹及时,才弥于始萌。

 同盟会会员龙鸣剑等人经过密议,连夜赶制出数百块木牌,上书“赵尔丰先捕蒲(殿俊)、罗(纶),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涂以桐油,投入锦江。

 顺着纵横错的河网,木牌四散开来,形成一张辐全川的“水电报”

 各县同盟会及其发展的“袍哥”接到警讯,立刻组成同志军,源源不断地开往成都,攻打清军。

 袍哥虽说是黑帮,但纪律严明,决不拉稀摆带,有违反军令者,必须当众自裁。‮杀自‬前还要在‮腿大‬上捅三刀,黑话叫“三刀六个眼,自己找点点”

 同志军不需要扰民,甚至不用自带粮草。每到一处,自有当地的饭馆酒店招待,老板还会主动把钱放到各个军官的房间。

 心虚的赵尔丰发布了替自己辩解的白话告谕:争路是极正当的事,并不犯罪,何至要拿办?此次所拿,是因为他们这几个人想犯上作,故意借争路的名目,煽惑全省的人。煽惑既多,竟至抗粮抗捐,明目张胆,反对朝廷…

 所拿首要,非为争路,系为悖逆朝廷,本督堂奉密旨‮理办‬,我们百姓要听明白,切勿误会。此次非但不株连我们百姓,且不妨碍我们争路。就是从前误入该会(保路同志会)的,只要能立刻改过自新,也便不追问。

 仅仅两之间,形势的剧变就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川民云集响应,赢粮而影从,起义军瞬间增到几十万之众。

 在这个公平从未实现,正义自古难见的国度,冷漠与麻木才是国民的常态。而能让革命热情如此高涨,则基本意味着大势已去。

 通过其他渠道,清廷了解到成都血案另有隐情,而原本催赵尔丰强硬的端方又突然改旗易帜,参他鲁莽行事、戮民欺君,气得赵尔丰仰天长叹道:“平生未受人,乃为端四(端方)所!”

 对赵尔丰失去耐心的朝廷直接电令成都将军玉昆,要求彻查由。同时,真心意识到必须派一个深孚民望之人去四川收拾烂摊子了。

 载沣首先想到的,是在丁未政中被庆袁搞下台的岑煊。

 以“官屠”查“民屠”,确实令人期待。可岑煊刚出来讲了几句“一定为民做主”的场面话,四川就传来吴玉章率同盟会打下荣县、宣布‮立独‬的消息,于是停在武昌不走了,打探观望。

 被撤去川督之职、重任川滇边务大臣的赵尔丰胆寒万分。他必须“护印”到继任者的到来,但荣县的示范效应已经推动广安等地的‮立独‬,自己坐守空城,性命堪忧。

 载沣比他更急,见岑煊不好用,又把希望寄托在端方身上,任命其为署理川督,从湖北新军第八镇中带两标人马入川平

 端方不顾袁世凯的警告,同弟弟端锦率三十、三十一标乘“楚同”号沿江而上,抵达重庆。

 剩下的路只能步行,但各府县都在闹‮立独‬,连成都附近的龙泉驿都起义了,端方一行,步步惊心。

 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时,端方发现士兵看他的眼神明显变了。

 想想也是,如果在湖北好好待着,这会儿都成“首义功臣”了。结果来了个端方,投胎似的赶着要去成都,还拉上弟兄们送命,将来革命要是胜利了,大伙全成反革命。

 端方理解大家的心情,一路上竭尽赤诚,同士兵们称兄道弟,努力打成一片。

 当有人抱怨脚痛不能行军时,他给对方雇轿子;每遇士兵患病,端锦必亲入营中,熬汤伺药。

 行至资州,不敢再走,颇有悔意的端方一度想辞职不干,却耐不住朝廷一再电谕,只好自苦果,继续死撑。

 赵尔丰的日子更不好过。武昌响刚一周,四川保路同志会就发表了声讨他的檄文:炮毙恳恩之民,并碎先皇神位。以臣轰君,非叛逆而何?

 搂民之财,民之女,更焚毁民房,不下百千万户,全蜀寒心,人人切齿。我朝历二百余年,凡全国督抚,间有不臣不子者,至赵逆而已极!

 “赵逆”成了朝廷的弃子。诛赵以息川省之在‮央中‬达成共识,大理院提请把赵尔丰解京审讯。

 然而,形势变化之快,所有人都措手不及。多米诺骨牌相继倒下,各省纷纷‮立独‬。

 舆论的矛头又对准“成川变”的盛宣怀。在资政院杀盛以谢天下的呼声中,该“误国首恶”终于被罢,永不叙用,在四国使馆的保护下出逃日本。

 民心离散。危殆中,清廷颁布《十九信条》死里求生,承诺皇族不入内阁,皇权不逾宪法。

 历史的剧变眼花缭,赵尔丰也只有自求多福。他亲自入狱放人,并在督府大设酒宴,款待蒲殿俊等人。

 席间,赵尔丰摊出一堆电报公文,诉说连月来犯下的种种反人类罪都是盛宣怀和端方撺掇朝廷自己干的,非其本心。

 蒲殿俊见他所言非虚,也担心‮力暴‬革命演变成杀富济贫的打砸抢,便组织人手宣发《哀告全川叔伯兄弟》一文,乞求大家刀入库,解甲归田,不要再给动的中国添了。

 问题是‮立独‬风已在各省拉开序幕,而自古就有“天下已定蜀未定”的说法,川民岂肯善罢甘休?

 赵尔丰丢掉幻想,一面将巡防营调驻城内,一面把几百万库银收集起来,打定主意:兵钱在手,扛过世。

 深谙进退之道的他同蒲殿俊、罗纶等立宪派签署了《四川‮立独‬条约》,将行政权交给蒲,军权交给心腹——新军第十七镇镇统朱庆澜。做完这一切,赵尔丰如释重负道:“我以前对不起四川人,今天又要对不起朝廷。四川被我坏了,只盼你们赶快替我补救。”

 11月27,大典隆重举行。赵尔丰将四川总督的大印毕恭毕敬地交给蒲殿俊,“大汉四川军‮府政‬”宣告成立。

 一时间,锦官城内遍树白旗,上书一个大大的“汉”字,风飘舞。乍看之下,似乎刚刚完成一场不血的革命。

 奢侈的人牲

 资州。

 武汉和成都皆已变天,端方带着一支进退失据的军队,如坐针毡。

 小恩小惠已不起作用,但凡智商正常的,都开始设想自己的处境:无论前进还是后退,都要跟革命干仗,腹背受敌。

 起义成了唯一的出路。

 加之军中革命代表的煽动,拿端方的人头当投名状在官兵中间基本达成共识。

 哗变一触即发,端方和端锦愁坐屋中,相对而泣。

 不久,士兵涌至,持怒目,叱令二人出门。

 两人被挟持到资州城内的天上宫,坐于条凳之上。端方心存侥幸,对士兵道:“我本姓陶,是汉人。现在想改回原姓,可以吗?”

 端方所言,源于一条传颇广的秘闻,说他母亲原是湖广总督陶澍的婢女,因跟主人私通,被陶赶了出来,后落到托忒克家,嫁给端父,生下了端方。

 为了保命,把丑闻都搬出来了,可惜经不起推敲。

 陶澍死于1839年,端方1861年才出生,时间根本对不上。

 其实,即使对得上也已经晚了。

 一个士兵喊道:“端方不要巧言!武昌起义,天下汉儿,必当响应。今不杀你,我辈就是附逆之人!”

 端方:“一路入川,我待兄弟们不薄,能否刀下留情?”

 一下级军官道:“这是大人待我们的私恩,今之事,是为报国仇!”

 言毕,一士兵趋前挥刀。两颗人头,应声而落。

 成都。

 大汉四川军‮府政‬的正副都督蒲殿俊和朱庆澜,一个书生,一个武夫,皆是短视之人,相互争权夺利,完全无法控制四川的局。

 起义军和朱庆澜麾下新军里的兵痞个个以“革命功臣”自居,持拥械,花天酒地,为争夺女、抢占地盘大打出手,成为地方公害。

 为了显得有所作为,蒲、朱二人突发奇想,准备搞一场大规模的阅兵,凝聚军心。罗纶力谏不可,认为局势很,人心各异,阅兵只会适得其反。

 蒲殿俊不听,同朱庆澜在东校场演武厅阅兵。

 训话后,他提出要给士兵发一个月的“恩饷”,登时引起——之前明明许诺发三个月的。

 吵闹间,有人趁,校场内顿时‮弹子‬横飞。蒲殿俊和朱庆澜仓皇逃走,士兵们一涌而出,四处劫掠。商店民宅,损失惨重,天府之国再次陷入血雨腥风。

 一些商民终于想起赵尔丰,求其出面稳定局面。

 赵尔丰稍事犹豫,还是以“前任四川总督”的名义发布了一道告示,令兵速到衙门受抚。

 谁知却引火烧身,立刻有人怀疑赵尔丰就是兵变的幕后主使。

 赵尔丰怒了:“与其破坏于后,曷若不让于先?”意即我要破坏你们,早就破坏了。

 然而,硬邦邦的辩解无助于浇灭对他的猜忌之火,反倒引来更多的矛头。

 兵变最终由大汉四川军‮府政‬的军事部长尹昌衡平息,他也因此得到了四川都督一职。为增加政治筹码,一向瞧不起同盟会的尹昌衡火线入,稳住了各方势力。

 兵变得有个说法,新政权也亟须立威,尹昌衡决定用赵尔丰这只死老虎祭旗,替自己夯实根基。

 然而,巡防营还在赵尔丰手上,兵粮足,来硬的不行,只能捅软刀子。

 于是,尹昌衡连夜拜访赵尔丰,与他倾诉衷情,大谈世相互保全之道。

 须鬓皆白的赵尔丰久病卧,心力瘁,轻信了尹昌衡的示好,写手令将巡防营三千人马予尹指挥。

 心下狂喜的尹昌衡立刻回去部署,命手下管带(营长)陶泽锟率人活捉了赵尔丰。

 12月22,明远楼。公审大会。

 五花大绑的赵尔丰看见两面三刀的尹昌衡,破口大骂。

 尹昌衡微笑着望了望楼下黑的普罗大众,高声道:“大家说说,该怎么处理这个赵屠户啊?”

 三声齐吼,响彻云霄:“杀!杀!杀!”

 陶泽锟手起刀落,砍下了赵尔丰的人头。

 在那个庸官多如狗、贪官街走的时代,为天朝陪葬的居然是一文一武、体制内两个最优秀的人才,不得不令人感慨:血债还需血来偿…

 应声而倒

 1911年6月7,保路运动方兴未艾之时。

 东边的田野里,火红的朝阳薄而出,一会儿就升上了树梢。透过浓密的柳条,阳光散出一金色的光柱。柳叶上的水被照得蒸腾起来,化作轻盈的晓雾,从林子里飘拂而出,如同一片洁白的轻纱。

 洹上村来了新的一天。

 袁世凯的人生,也即将翻开新的篇章。

 当,一个因皇族内阁而对清廷失望透顶的立宪派领袖,肩负着千万人的重托,专程造访彰德,就中国的前途,求教于一个下野在家却身系国运的强人。

 张謇和袁世凯的会晤引人遐想,也是两人相识二十八年来未曾有过的长谈。其间,张謇一再劝他出山,袁世凯答以“若有朝一复出,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

 从傍晚一直聊到次凌晨三点,犹嫌不足。袁世凯恳请他留宿一晚,明继续,张謇则以赶着进京为辞,执意告别。

 通往北京的火车上,张謇‮奋兴‬地对助手道:“慰庭毕竟不错,远在碌碌诸公之上,不枉老夫此行!”

 养寿园,晓微茫。

 连月来,请袁世凯复出的呼声越来越高。并且,这种吁请不仅来自体制内,更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共识。

 两年多的时间,光《大公报》上关于袁世凯的报道就有一百多条。人们非但没有遗忘这个正当盛年、远见卓识的改革旗手,反而在愈演愈烈的局中深刻地认识到四个字:非袁莫属。

 于是,举凡说得上话的头面人物,无不积极进言。为袁世凯规划的职务,则从内阁协理大臣(副总理)、资政院院长到直隶总督、四川总督等。

 对此,袁世凯只想说:我不是曾国藩。

 他才不会去当救火队长,对保荐一概回以“不复作出山之想”

 只有张謇的到访,引起了他极大的热情,因为这标志着一场政治联盟的订立:张謇为立宪派物到满意的政治领袖,袁世凯则找到了拥有庞大社会实力的坚强后盾。

 四个月后,辛亥革命爆发。东山再起的袁世凯主持南北议和,委派唐绍仪赴‮海上‬谈判。临行前他嘱咐道,到沪后必须先见张謇,并转告其“世凯一切尊重他的意见行事”

 直到此时,后知后觉的人们才看懂洹上之会的意义。

 北京。

 在海军部上班的严复从学部、币制局的兼差中一次领取了一千两白银的薪水。同时,其长子和次子分别是位居二、三品的朝廷命官,一家子都混成了羡煞旁人的既得利益阶层。

 严复的宅子是个三进的南向庭院,有七间房和一个马厩。他养着青黑两匹大马,并有一辆皮篷车。

 这样的好日子,严复曾经想都不敢想。即使留学英国,会通中西,但因没有科举功名,他挤破了脑袋也钻不进严丝合的体制。

 怨怒加的严复逢人便发表反动言论,以至于李鸿章想用他,都“患其烈,不之近也”

 改写严复命运的,是那一本本启蒙了几代国人的皇皇译著:《原富》(亚当·斯密)、《法意》(孟德斯鸠)、《群学肆言》(斯宾)…

 1909年,享誉海内外的严复终于被清廷特赐“进士出身”,他当即重印名片,郑重地添上了“进士”这一闪耀着万丈光芒的标签。

 在清廷寿将尽之时,严复奉旨为天朝谱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首国歌:巩金瓯,承天帱(chóu),民物欣凫(fú)藻,喜同袍,清时幸遭。真熙皞(hào),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

 佶屈聱牙的歌词和假大空的内容显然不利于传唱,但能得到上谕“声词壮美”的肯定,严复还是‮奋兴‬了几天几夜。

 他已经不是那个用《天演论》开悟国民的严幾道了。参加南北议和时,几乎所有代表都已剪辫,他却坚持留着辫子,以示对大清的忠诚。

 难道人的立场,终究会随着年龄和位置的改变而改变?若果真如此,一切执着还有什么意义?

 如果每个二十岁的青年所讨厌和反对的那个六十岁的老朽,都将是四十年后的自己,那才是比“其兴也,其亡也忽”的王朝周期律还令人绝望的宿命。

 天下归心的袁世凯能否跳出这一梦魇,暂时还无人知晓。唯一清晰可见的是,清廷终于倒台。

 这在绝大多数国人心里,已是一件注定迟早发生的事,无喜无悲,只有漠然。

 过去的十年里,内忧频仍,外患紧,傲慢的王公贵胄却从未显示出一丝应变的智慧,反而在天朝财政崩溃之际作壁上观,拒绝伸出援手。

 自李鸿章陨亡,最后的卫道者也消失了,大清成为世界上一个最抽象、最做作的空壳。当它总算轰然倒塌时,宛如一个悠长的噩梦随晨雾一同消失,让所有人都长长地舒了口气。

 1911年10月10深夜,冒着绵绵雨,张謇在汉口登上“襄丸”返沪。不久前,大生纱厂湖北分公司刚刚开业,他过来参加开工仪式。

 六天的行程安排得当当,上至湖广总督,下到咨议局诸公,谁不想结识这位名天下的商业巨子?

 起身时,张謇听说督署辕门前挂出了三个革命的人头,心下一沉,抓紧订了当晚八点半的头等舱船票。

 一众绅商来到江边恭送张謇,只见对岸武昌城内火光冲天,照亮了半幅夜空。

 轮船开动后,张謇站在甲板上,聆听着隐隐约约的声,心情复杂。

 他是吼立宪吼得最凶的人,也是最不希望看到国之人。庚子年向两江总督刘坤一进言倡议东南互保是为了稳定,领导江苏乃至全国的立宪运动还是为了稳定。

 毕竟,张謇的商业帝国已辐到了长江上游,若时局动,官员可以举家移民,创造价值的实体经济则避无可避。

 在记中,他凝重地写道:

 舟行二十里,犹见火光熊熊烛天也…

 理想主义者都是跟你闹着玩儿的?

 如贝娄所言,毁灭总是轻易而寻常;又如艾略特所写,这世界倒塌了,不是轰然作响,只是唏嘘一声。

 中亚有过多少王国,而今唯余莽莽黄沙,谁会真的为之叹息?“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叹明之亡的《桃花扇》方才传唱了两百年,舆图便又换了稿,不得不令人感慨历史就是一首单曲循环的死亡金属。

 当年甲午败绩,李鸿章收到幕僚的报告:“倭人常谓中国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

 其实,每个人都有尊严,只要他们可以有。萨特曾说,人不是一种个性,也不是一个故事,而是在特殊和普遍之间无休无止、软弱无力地来来往往。

 人所面临的无穷选择中,最根本的一条便是“普遍”与“特殊”之间的抉择。对自我实现的渴望,总能起人中不安于现状的一面,从而摆迈向个性。这种内与外之间的游移、冲突构成了人生的全部,痛苦的、欢乐的。

 这也解释了为何自由有着种种遗憾,但对自由的向往却在一代又一代人手中薪火相传。

 话说当年德军入侵,眼看山河破碎,卡夫卡却在记里淡定地记录自己购物、游泳之类的琐事——这是他的权利。

 罗素总结道:“参差多态,才是幸福之本源。”

 也可见,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

 从这个角度看,清廷不亡,天诛地灭。

 更本质的原因,托克维尔已经说得很透:

 在这种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个人利益,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在这类社会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它不断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

 中国的统治者喜欢将‮民人‬称作“群众”“群”字的繁体是上“君”下“羊”,即高高在上的君主统御着散如羊的臣民。汉字改革后,“群”字成了左右结构,看似平等,但在中国文化里左尊右卑是约定俗成的惯例,依然凸显了君王的尊贵和羊群的恭顺。

 正如梁启超所说,“数百年卵翼于专制政体之‮民人‬,既缺乏自治之习惯,复不识团体之公益,唯知持个人主义以各营其私”,专制对人心的荼毒如此之深,以至于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踏上了通往奴役之路。

 保持虚假的神秘和‮实真‬的黑暗是极权政治的胎记,它刻意营造的深不可测使被统治的人们从来不会知道任何真相与历史。

 久而久之,便出现了哈维尔描述的景象:

 在每个人内心深处,他一方面是奴仆,畏惧上司;另一方面又是奴隶主,践踏下属。专制就是以这种方式把整个社会纳入它的系统,使人不仅是它的受害者,也是创建者。人们既是囚徒,又是狱吏。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个不再被人们认可或相信的意识形态依旧可以发挥政治与社会价值分配的功能。因为哪怕它看上去漏百出、谎话连篇,但只要人们仍能通过它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便可运转良好。

 人,是向往自由的;但人又是懒于思考、习故安常的。因此卢梭讽刺道:“人是被迫而自由的。”

 群氓的集体无意识是如此顽固,以至于勒庞赌气般断言文明的进步诞生于谬误。

 清楚了铁路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距离为什么是1。435米,你会发现这话还真没说。

 早期铁路的宽度遵循的是电车的轮距,电车遵照的是马车的轮距,马车又是按英国马路的辙迹设计的,源自古罗马的标准:1。435米。

 罗马人为什么以此为战车的轮距?因为这是牵引一辆战车的两匹马股的宽度。

 考虑到‮国美‬航天飞机燃料箱的火箭推进器要用火车运送,因此该设备的宽度也是由铁轨决定的。于是你会发现,两千年前两匹马股的宽度决定了人类上天的事,隐藏在背后的逻辑却很少有人去思考,就像鲜有人思考执政是否有在民政部门登记、军队到底属于国家还是属于个人这类常识的问题。

 拉丁格言有云: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才是幸福的。但这话搁中国,也许得改成“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是要倒霉的”

 不过,你以为理想主义者都是跟你闹着玩儿的吗?自命不凡的天朝混到1911年,终于倒大霉了。

 夏之战

 汉口古称夏口,因此汉、汉口总称夏。

 经过四十天血与火的厮杀,北洋军攻占汉口,却遭遇了噩梦般的巷战。

 革命提着脑袋造反,早已自绝后路,个个奋勇杀敌,不作他想。首义时曾在楚望台立过大功的马荣受伤后被敌人活捉,剖心剥皮,犹骂不绝口,毫无惧

 见革命军像打了血一般,冯国璋大怒,下令纵火。

 顿时,烈焰延绵三十多里,烧掉了十分之九的城区,只剩一片焦土和废墟。

 汉口沦陷。

 值此危急存亡之秋,一个让黎元洪眼前一亮、以手加额的救星降临武昌。

 黄兴。

 比孙文小八岁的黄兴,在同盟会中的威望远较前者为高。

 章太炎曾倡议:“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卫”——儿没孙文什么事。

 章士钊也称,自己弱冠以来游遍天下,以光明磊落、任劳任怨的黄兴最易。继而评价道:“孙、黄合作,最理想不过。一个在海外奔走,鼓吹筹款。一个在内地实行,艰辛冒险;一个受西方教育,一个喝传统墨水(秀才)。”

 其实,珠联璧合的孙、黄,本质的区别在初识后的一个月内便展无余。

 当时,同盟会成立,孙文提议叫“中国革命同盟会”,生怕别人不知自己在造反。黄兴觉得还是低调些好,闷声造大反,把“革命”二字删掉,众人一致赞同。

 实干兴邦的黄兴和浪漫派诗人孙文之所以磨合无间,盖因前者具备国人身上稀缺的配角意识,甘当绿叶。

 黄兴曾自述:

 我革命的动机,是少年时阅读太平天国的杂史。金田起义后,洪杨(洪秀全、杨秀清)本来颇知共济,故能席卷湖广,开基金陵。不幸的是,因他二人有了私心,互争权势,自相残杀,以致功败垂成。我读史至此,不觉气愤腾,为之顿足三叹。

 同盟会发生过多次“倒孙”风波,若非黄兴坚信革命不能怀有私心,拒绝取而代之,洪杨故事早就重演了。

 然而,他毕竟是书生,对军事并不专业。之所以在同盟会取得一人之下的地位,除了每次起义都躬亲策划、身先士卒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

 彼时,留的陆军士官生里,有一百多人加入了同盟会,如李烈钧、尹昌衡、程潜等,皆为一时之选。

 由于是官派留学,精英里的精英,回国后便可掌握兵权,因此要做好保密措施。

 于是,这帮人平时都不去同盟会总部,只跟黄兴单线联系,入会证也统一他保管。

 积月累,黄兴在革命军人中树立起崇高的威信。当他出现在武昌时,城内士兵,奔走相告,并高举大旗,上书三个大字:黄兴到!

 黎元洪拉着黄兴的手,‮奋兴‬道:“克强兄你来,武汉幸甚,革命幸甚!”

 鉴于黄兴屡战屡败的造反履历,黎元洪不指望靠他打跑科班出身的冯国璋。之所以高兴,完全出于有人接过包袱,自己如释重负。

 宋教仁(1882—1913)却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推黄兴为两湖大都督,置于黎元洪之上。

 湖北军‮府政‬参谋部部长吴兆麟极力反对,认为此议会导致内部分裂,不如委任黄兴为战时总司令。

 众人均无异议,黎元洪当即登坛拜将,亲授黄兴关防令箭。仪式走完,主次揭然,黄兴人望再高,也不过是黎元洪的手下大将。

 由此可见,段祺瑞对黎元洪的评价“貌似厚重而实有权术,外似深沉而内有心机”还是很客观的。

 黄大将军到汉组织人马,见光复不久的湖南派来两协军队相助,登时豪情万丈,准备反攻汉口。

 吴兆麟又跳出来反对,力主坚守汉,且分兵至六十里外的蔡甸布防,因为此地是北洋军从侧面包抄汉的必经之路。

 事实证明,黄兴的军事才能还不如一个连长(吴兆麟起义前是新军队官)。

 发动突袭的当晚,大雨滂沱,革命军占尽天时,却因军纪涣散,找不到认真作战的,唯见大声喧哗者,到民房躲雨者,家在汉口直接步行回家者…

 在北洋军机的扫下,溃败的革命军被赶到汉江边上。

 结果悲哀地发现,形式主义害死人——战前黄兴为了搞他那套“破釜沉舟”,把浮桥都拆了,自绝退路。兵荒马间,掉进江中淹死者不计其数。

 退守汉的黄兴极其被动。

 武汉三镇里,汉地势最高。尤其是山,在上面架个炮,指哪轰哪。

 一切如吴兆麟所料,北洋军经蔡甸攻打汉侧翼。

 面对训练有素、装备良的敌军,两协湘军的斗志受到了严重摧残,血战五,纷纷逃回湖南。

 在付出伤亡三千多人的代价后,汉失守。

 忧愤加的黄兴当场想‮杀自‬,为同志所阻,栖栖遑遑地跑回武昌。

 军‮府政‬召开紧急会议,怒气未消的黄兴指责一些军官没有贯彻执行他的作战方案。

 见黄兴新败之后还这么嚣张,众人拍案而起,斥其无能,一时间争吵之声响彻屋顶。

 黎元洪又出面当和事佬,平复了两边的情绪。接着,同与会人员盘算下一步棋怎么走。

 黄兴作为常败将军,敌进我退惯了,当即提出收拾残兵,弃城顺江而下,会合广东的革命军,攻打南京。

 举座哗然,众皆反对。

 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愤道:“若失武昌,敌人盘踞上游,即使攻下南京又有什么意义?不过是像洪秀全那样苟且待毙!”

 说着拔出间手,大呼道:“敢有再言放弃武昌者,即为汉,杀无赦!”

 众人一致叫好,起立鼓掌,黄兴面如土灰。

 黎菩萨打岔说要陪黄司令休息一下,把黄兴拉离了会场。

 当晚,成事不足的黄兴黯然离鄂。

 与此同时,冯国璋被清廷授予男爵,感动得号啕大哭:“想不到我一个穷小子竟能封爵,真是天恩浩!”

 这就是袁世凯要废科举的原因——冯国璋秀才出身,思想却比没有功名的段祺瑞迂腐,可见八股取士害人不浅。

 感激涕零之余,冯国璋将南下前袁世凯面授的六字方针“慢慢走,等等看”抛诸脑后,准备一举平武昌。

 结果接到了袁世凯紧急叫停的电话。

 滦州兵谏

 武昌响后,在奕劻、徐世昌等人的推波助澜和列强的施下,急火攻心的载沣不得不忍泪屈从,请袁世凯出山,并负气道:“就照你们的办!若后有事发生,都不要推卸责任!”

 你不高兴,我还不乐意呢!因“足疾”而被开缺的袁世凯上折推辞道: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牵及左臂,时作剧痛。近自秋骤寒,又发痰,头眩心悸,思虑恍惚…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

 话虽没说死,但整个一快进ICU的架势(其实精神好得很,一顿能吃五个大馒头),还怎么出山?

 见“湖广总督”引不了袁世凯,载沣强怒火,派出了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你不是想“抱膝长”吗,那我让你大哥来劝驾。

 果然,袁世凯亮出了复出的底牌:

 一、明年即开国会;

 二、组织责任内阁;

 三、宽容参与起义的人;

 四、解除

 五、委以陆海两军最高权力;

 六、保证充足的军饷。

 实现前四条,能和平过渡到‮主民‬共和国;实现后两条,能兵不血刃地完成王朝更替。

 对“袁六条”,载沣断然拒绝,但很快就被次第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吓傻了。

 陕西‮立独‬,署理巡抚钱能训出逃,西安将军文瑞投井‮杀自‬;云南‮立独‬,云贵总督李经羲被礼送出境,镇统钟麟被击毙;江西‮立独‬,巡抚冯汝骙鸦片自尽,成为汉族疆吏中为清廷殉节的第一人。

 山西。

 巡抚陆钟琦曾当过载沣的老师,刚从江苏布政使任上调来山西。其子陆光熙在日本留学,已加入同盟会,听说老父成为一方大员,赶紧回国劝其反正,以免覆巢之下无完卵。

 可惜,生活就像墨菲定律,害怕发生的事终究会发生。

 陆钟琦上任不到半年,人生地不,对掺了许多留学生的新军放心不下,决心效仿各省的普遍做法,将巡防营调入太原驻守,把新军打分派到晋南晋北。

 还没来得及实施,邻省的西安便宣布光复。手忙脚的陆钟琦根据自己的观察,觉得新军标统(团长)阎锡山(1883—1960)态度尚好,不甚进,便找他商量。

 刚二十八岁的阎锡山心机似海,当年在日本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事到危难宜放胆,人非知己莫谈心”

 早就和同盟会暗通款曲的他不动声地向陆钟琦献策道:“太原新军里,只有姚以价那营不稳。姚的老家在晋南,靠近陕西,不如多给些钱粮,遣他去那防守,省城自可无虞。”

 由于符合既定方略,陆钟琦依言而行。

 这就给姚以价找了一个要‮弹子‬的借口。

 军队开拔前,抚台衙门敷衍说“‮弹子‬随后补充”,姚以价严词拒绝,说“世界各国,还没听说有部队出征却不带一颗‮弹子‬的”

 僵持了两天,阎锡山站出来扮好人,说‮弹子‬可以先发一半,让他们走了再说嘛。

 结果‮药弹‬一到手,姚部立反,阎锡山麾下三营也加入助战,一举攻克太原。

 为了好言劝导陆钟琦,早已剪辫的陆光熙甚至买了条假辫子安在脑后,谁知‮夜一‬之间风云突变。

 被声惊醒的陆光熙赶紧起身去寻父亲。一出大堂,正好碰上革命同志,当场毙命。死不瞑目的他,瞳孔里映出的最后一幕是横在地上的父亲的尸体。

 陆家门被屠,包括陆钟琦十三岁的长孙,惨烈程度直追《神雕侠侣》里的陆展元。

 新军协统(旅长)谭振德单骑赶来,也被打死。山西宣布‮立独‬,阎锡山被举为军‮府政‬都督。

 见腹部暴到了革命军的口下,清廷大惊,急调第六镇镇统(师长)吴禄贞(1880—1911)率军前往镇

 个头矮小的吴禄贞性格放不羁,甚至纳娼为妾,早年在日本士官学校求学时,因出类拔萃,同张绍曾(后任二十镇镇统)、蓝天蔚(后任混成协协统)被时人称作“士官三杰”

 回国后,吴禄贞攀上良弼这棵大树,累迁至副都统。好友帮他策划:副都统与抚台品级相当(正二品),但无实权,不如设法谋取一省之巡抚。

 吴禄贞反志已定,筹集了两万两白银,送给奕劻。不久,庆记乌纱贸易有限公司来话说:各省巡抚都未出缺,只有新军第六镇镇统一职需人。

 第六镇原归被载沣排挤走的段祺瑞,兵粮足,且驻扎保定,便于起事,吴禄贞欣然赴任。

 很快,他便和同样心倾革命的张绍曾、蓝天蔚借军事演习策动“滦州兵谏”,向北京施,要求速开国会。

 滦州就在直隶境内,可谓肘腋之变。清廷惶恐不已,非但不敢怪罪,反而下令嘉奖张绍曾,授予侍郎官衔。

 按下葫芦浮起瓢。光复后的山西,革命力量集于娘子关一带,虎视北京,局势危如累卵。

 当然你会问,吴禄贞已有前科,再调他去打阎锡山,不是饮鸩止渴吗?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首先,吴禄贞反迹未彰,正好借此机会观察其动向;其次,第六镇离京城太近,一旦倒戈,后果非常严重,必须调离;最后,任命吴禄贞为山西巡抚,打动其心,瓦解异图。

 结果,吴禄贞一到山西,便单骑会晤阎锡山。二人密谋成立燕晋联军,同张绍曾的二十镇合力攻打北京。

 谁能替天行道,英雄还是法治?

 洹上村。

 清廷之亡,已无悬念。摆在袁世凯面前的,是两条路:一、替清‮府政‬扑灭起义;

 二、帮革命军打垮清廷。

 袁世凯夙怀亡清之志,助纣为与其立场不符。并且,革命风席卷海内,方兴未艾,为了一个寡恩薄情的‮败腐‬‮府政‬而同天下人为敌——那得有多强烈的自倾向?

 即使肃清了全国叛,载沣也绝不可能坐视袁世凯尾大不掉。等待大头的,仍是卸磨杀驴的老戏。

 第二条确实令人期待,挥师北上,尽诛人,就像东晋时颁布“杀胡令”的冉闵,被后世誉为“再造玄黄”的民族英雄也未可知。

 半个世纪前,平定了洪杨之的曾国藩威震华夏,人称“三千里长江,无一船‮挂不‬曾字旗”

 庆功宴上唱堂会,有一出关于司马懿的戏被曾国藩当场叫停。司马懿从‮儿孤‬寡母手上篡了曹魏政权,而时局恰好是慈禧垂帘,主少国疑,杯弓蛇影的曾国藩自然怕引起上面的猜忌。

 左宗棠来信试探:“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曾国藩赶紧将“似”改为“未”,原信退回;弟子彭玉麟垂询:“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曾国藩当着众人的面把彭信吃进了肚子里。

 此一时,彼一时。虽然冯国璋、张勋等北洋旧部还一副犬马恋主之情,但君之所向,天下趋焉,同革命军并力推翻清廷,绝非痴人说梦。

 杨度明白袁世凯的心思,却没有就事论事,而是聊起了法国大革命。

 18世纪的法国,社会阶层划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僧侣(天主教神父)、第二等级佩剑贵族(‮府政‬官员)和第三等级市民。

 国王路易十六比他那个叫嚣“我死之后,管他洪水滔天”的前任要开明得多,巴士底狱没有政治犯,抨击统治阶层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也被请进了凡尔赛宫演出。

 然而,危机恰恰发生在改革的中途,而且是经济繁荣的年代,这无疑颠覆了“哪里有迫,哪里就有反抗”的常识。

 其实,改革一旦启动就不能停止,否则改掉的部分将使没改的残渣显得格外触目,难以忍受。

 就像你过河过了一半,摸到一块大石头,欣喜地搂在怀里不动弹,那唯一的结局便是被身后也想过河的人群拍死在河上。

 法国大革命就发生在弹簧松弛之时,直接导火索是税收问题。

 由于支持‮国美‬‮立独‬战争,国库严重亏空,路易十六叫来贵族,劝他们让渡一些利益,帮国家过难关,遭到拒绝。

 走投无路的路易十六只好召开中断了一百七十五年的‮级三‬会议,把三个等级召集到一起,共商国是。

 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即便路易十六愿望良好勇气十足,三个不同的阶级又怎么可能达成共识?

 第三等级不但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还被告知要征收新税。代表们赖在巴黎不走,从讨论税收演变为讨论宪法。

 不巧的是,凡尔赛宫又传出小道消息,说王室准备调集军队,血洗巴黎。一帮深受伏尔泰启蒙的市民干脆先下手为强,揭竿而起。

 起义爆发后,路易十六一度采取妥协立场,通过《人权宣言》,推行君主立宪。

 然而,革命就是得寸进尺,释放了的民意比《蝙蝠侠之黑暗骑士崛起》里的哥谭市民还疯狂。

 谁的声音更响亮、主张更进,谁就能上台执政。一时间,吉伦特派、山岳派、雅各宾派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直到罗伯斯庇尔掌权,清除异己,实行恐怖专政,将制度革命推演为文化革命,建立精神乌托邦,却最终身死人手,唯余一片道德理想国轰然倒塌后的废墟。

 令人唏嘘的是,罗伯斯庇尔是启蒙运动旗手卢梭的狂热粉丝,一直致力于将偶像的哲学思想运用到政治实践当中。而写出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以及《社会契约论》的卢梭,其核心思想却是天赋人权,人人生而自由平等…

 杨度没有去分析从小革命到大革命,从改造社会到改造人,革命何以最终搞得人人自危,与人心为敌。做梦都想当帝王师的他,哀叹的是卢梭死得太早,没能看到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成立。

 袁世凯则像被说中心事一般,听得后脊发凉。

 罗伯斯庇尔唯一的错误便是没有生在中国,否则以其杀伐决断脸厚心黑的个人素质,想必功不在秦皇汉武之下。

 这是一个重复上演抢舞台、争主角的国度,无限循环。

 见始皇出巡,威风凛凛,刘邦和项羽不约而同地发出“大丈夫当如是也”和“彼可取而代之”的喟叹,其核心都是对当历史看客的不甘。

 无论“逐鹿中原”还是“问鼎天下”,鹿和鼎都是唯一的,不容他人染指。

 于是,分久必合的大一统思想便同个人野心孟不离焦地绕在一起。

 天无二的一元文化,是中国政治的核心逻辑。即便以新新人类自居的同盟会,也不例外。

 刺客蒋中正

 ‮海上‬光复后,功劳最大的光复会骨干李燮和被起义同志推为沪军都督,引起蒋介石的良师益友、同盟会一霸陈其美(1878—1916)的强烈不

 跟霍元甲过从甚密的陈其美在‮海上‬经营多年,同黑帮无赖打成一片。为了都督一职,不惜派人刺杀李燮和。

 这就有点恩将仇报了,毕竟李燮和曾率兵将陈其美从江南制造总局里救出来。

 该局是晚清首屈一指的军工厂、李鸿章给洋务运动作出的最好诠释。陈其美为了搞到起义用的军火,找制造局总办谈判,希望策反对方。

 问题是你让旱涝保收、工资条能吓死草民的国企老总去当官他都未必乐意,还指望他毁家纾难,跟你造反?

 果然,陈其美直接被关了起来。

 等光复会打下制造局,好不容易找到陈时,发现其形象颇为狼狈:手足戴着镣铐,坐在一张条凳上,头紧紧地靠着墙壁,一动不动。再一看,原来辫子从墙上新凿的小孔拉出房外,系着梁上悬挂的一个铁钩,故而纹丝不动…

 重获自由的陈其美又恢复了“四捷”(人称其“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的威风,见暗杀未遂,干脆派自己的黑道兄弟拿着手榴弹去威胁李燮和。

 光复会在江南经营多年,李燮和根本不怕当铺伙计出身的陈其美,只因顾全大局,不想跟黑帮火拼,选择了低调闪人。

 当上沪督的陈其美并不足,正好时任浙江都督的汤寿潜去南京临时‮府政‬赴任交通总长,便又打起了浙督的主意。

 然而,舆论一边倒地拥护光复会领袖陶成章(1878—1912),认为“非陶公继任,全局将解体矣!”“斯人不出,如苍生何!”

 被梁启超誉为“当世墨子”的陶成章常以麻绳束,脚穿芒鞋,奔走国事,四过家门不入,两番谋刺慈禧,可谓光复会的灵魂。

 多年来,经陶成章之手的革命经费数以万计,他自己却衣衫褴褛、茶淡饭。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烟花巷陌的常客陈其美,由于三天两头往‮乐娱‬场所钻,舆论攻击不断,被‮海上‬人称作“杨梅都督”

 其实早在日本时,陶成章就曾当着孙文的面苦劝陈其美戒嫖戒赌,遭到后者记恨。

 以个人‮份身‬加入同盟会后,陶成章发现,在孙文的领导下,同盟会的管理和财务极其混乱。

 一次,孙文托日本友人订购了两千支快抢,供起义同志使用,结果被章太炎探知是早已淘汰的劣

 还有一次,大难不死的起义同志逃回新加坡,身无分文,卖身作猪仔(苦工)。众人同孙文商量,设法接济,不料孙却说:“听之可也,不必管他。”

 最夸张的是坐视为革命宣传立下汗马功劳的《民报》(同盟会机关报)风雨飘摇,几近断炊,却始终不肯施以援手,任其自生自灭。

 主编章太炎饿得眼冒金星,连催孙文给钱,且只需三千银元便能解燃眉之急,却被告知没有。

 最后《民报》被封,章太炎因不出罚金,险些罚做苦役。

 为此,陶成章同章太炎多次发动“倒孙”,要将其赶下台,另选贤能;孙文则四处诬蔑二人为清廷的‮探侦‬。

 由于内部纷争不断,孙文的权威受到严重的挑战,胡汉民、宋教仁等相继单飞,回国成立支部。若非黄兴极力维护,同盟会早已分崩离析。

 陶成章心灰意懒,在东京重组光复会,分庭抗礼。

 ‮海上‬光复前,陈其美已同陶成章冰炭不容,向蒋介石等人吐心事道:今武昌为首义之区,而江浙为光复会势力所在,若先于我等举事,同盟会将无立足之地。故吾人为同盟会计,为报答孙先生多年奔走革命计,不得不继武昌而立奇功于长江下游。苟能从‮海上‬入手,次第光复江、浙、皖、赣,以达北京,共和告成,同盟会化为永占优势之政,始可无恨。今李燮和以协助光复为名,由鄂来沪,其人为陶成章之亲信,居心可知。诸同志好友,能有出奇制胜之策乎?

 就差直接说:“有能手刃此二贼者乎?”

 1912年1月14凌晨,蒋介石奉陈其美之命在‮海上‬法租界广慈医院杀了陶成章。

 时论普遍认为,刺陶是孙文默许甚至直接指示的。

 1943年,这桩公案尘埃落定三十年后,蒋介石在记中写道: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孙文)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尝不是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从未提及此事也。

 史学家杨天石点评道:“蒋介石始终认为刺陶是出于大义,其授意者虽非孙文,二人也未曾谈及此事,但他估计,孙之所以长期信任、重视自己,和此事密切相关。”

 同一时间,同盟会籍的广东都督陈炯明也在其治下捕杀光复会成员——以革命主角自居的同盟会,用最直接的方法帮光复会实现了“功成身退”的入会誓言。

 崇尚实践不爱标榜、始终未设宣传机关的光复会,在贡献了吴樾、秋瑾、徐锡麟等烈士,光复了江南后,便已成为历史名词。

 失去平台的章太炎与李燮和性命堪忧,逐渐倒向袁世凯。

 而作为退休返聘人员,袁世凯才不相信什么“成功不必在我”的鬼话,“非袁莫属”的舆论和中外仰仗的人望让他愈发坚信中国需要宪政。但,必须在自己手上实现。  M.ejUxs.cOM
上章 中国误会了袁世凯 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