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因为孙纲在军事上的力挽狂澜，中国才得以转危为安，所以在他被推选为“华夏共和国”政务院参政的同时，李鸿章把负责全事的军务部也交给了他负责，由他兼任军务部长，并批准了他扩充海陆军的建议。
李鸿章和张之
他们这些政坛大佬心里很清楚，如果不是孙纲在军事上取得了重大胜利，奠定了新的“华夏共和国”的基础，想要有今天的定安局面，是根本不可能的。
杆子里出政权，现在，李鸿章他们已经认识得非常深刻了。这样一来，中国的国防重任，就
在了孙纲的肩膀上。这了统一事权，李鸿章没有仿效西方国家，分别成立不同的“海军部”和“陆军部”而是将全国的军事指挥权集中到了军务部手里。
因为，中国从甲午战争开始，到现在的抗俄战争结束，所取得的胜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海军陆军的协同作战，李鸿章认为“若按前清时分设海陆署，一旦有事，临阵不能相谐，有难不能互助，实为不妥”因此，设立了军务部，由军务部长统一负责指挥海陆军协同作战。
而孙纲多次指挥过海陆军作战“年岁虽轻，然叠经战阵，海陆军事，莫不
，每战皆胜，百战宿将，亦服其能”因此这军务部长一职，就非孙纲莫属了。对孙纲来说，掌管全中国的军事力量，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清王朝给他留下来的将近百万人的庞大“陆军”现在就够他喝一壶的了。清朝现在虽然没有了，但在各地驻防的
族旗兵，战斗力虽然极弱，但对刚刚生新的“华夏共和国”来说，仍然是一个不小的威胁。在“己亥之变”刚刚开始时，除了东三省的旗兵随同
清王公亲贵讨逆外，在一些其它地省份。也有一定数量的族旗兵响应，但由于“讨逆军”失败得太快，随后又发生了俄国的侵略，这些旗兵又都返回了驻地，由于清王公亲贵对国家的出卖，引起了百姓的极大愤怒。很多人官员都被汉官驱逐下台（包括总督和巡抚这种量级的），一些旗兵部队还被所在省份地练军解除了武装，现在，新的以汉人为主体的“华夏共和国”成立了，这些旗兵和国内的很多人都惴惴不安，担心受到汉人的清算。毕竟。
人几百年对汉人和其它少数民族地迫造成地民族裂痕。不是那么容易修复地。自己想整顿全国地军队。这些旗兵就很不好处理。
孙纲和李鸿章张之
等人说了自己地担忧。“政务院”在经过仔细研讨之后。决定先着手办两件事。以此来消除人对新政权地疑忌心里。让国家不至于陷入民族分裂地状态。这头一件事。就是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办丧事。“以安天下
人之心”慈禧太后被康有为派人杀掉后。这帮人采取了和曰本人对待明成一样地手法。进行了“焚尸灭迹”处理。后来又经过战
。现在仅仅能收集到一些慈禧太后地遗骨。而光绪皇帝因为悲伤过度。在慈禧太后被害后三天就去世了。尸体一直还放在殓宫内没能下葬。李鸿章等人商议后决定。给两位昔日地国家最高领导人举行隆重地“国葬”既表示对“前领导”地尊重。又向天下地人显示。新政权“绝无仇排之意”以达到国家定安地目地。同时。这么做地目地也是向天下人显示。新地“华夏共和国”是继承大清王朝地正统。而不是康有为
出来地那种“伪政权”孙纲知道后，在心里也不得不佩服李鸿章他们这帮老头子的手段高明。
这么一来，不但能安抚住
人的心，还可以堵住那些借此机会挑拨民族关系的“分裂分子”的嘴，也可以让天下的汉人不再反过来要求新政权清算人。而第二件事，就是在北京设立旌忠祠，将凤翔，永山，寿山。长顺等死于“己亥俄难”地
族爱国将领和民族英雄左宝贵等在抗俄战争中牺牲的爱国将士一起。入祀祠中，
秋致祭。允百姓入内拜祭，并请原先翰林院的翰林们编撰《己亥抗俄英烈行记》，刊行天下，纪念这些死于国难的爱国英雄。这些举动所产生的影响，确实是孙纲原来也没有想到的。
给两宫下葬入陵的“国葬”仪式举得得庄严和隆重“极尽哀荣”各地的好多
人都汇聚到了北京，给两宫“送行”整个北京城“万人空巷”“哭声震野”在北京的各国驻华使节也都派人参加，各国使馆同
也都下半旗志哀。两宫入陵地那天，孙纲看着修得如此豪华地慈禧陵，不由得暗自叹息。
自己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当然也改变了这个统治中国四十多年地女人的命运。
慈禧太后的葬礼尽管隆重，但没有了
棺珠玉的陪葬，她地下有知，想必是会觉得遗憾的吧？慈禧太后可能不会想到，她最后的归宿，居然是这样。
她更不会想到，如果不是孙纲改变了她的命运，在二十八年后，会被一个名叫孙殿英的军阀版“摸金校尉”为了她的那些价值连城的珠玉陪葬品，生生的掘了她的最后埋骨之地。
那可就真是“死无葬身之地”了，对一心讲求“享受”和“传统”的慈禧太后来说，这可能是最最不幸的事了。
现在，这种情况也应该不会出现了。
那么，对慈禧太后来说，她是不是应该“感谢”孙纲这个由“蝴蝶”变成的“黄雀”呢？
“听说当年小人书上说的，她的枕头都是翡翠西瓜呢，这回怎么什么都没有？”爱
马看着仪式，小声对孙纲说道，显然她也记得“东陵盗宝”的故事。孙纲没敢笑，只是冲她挤了挤眼睛，提醒她这是在开“追悼会”这一类话题，还是回家说的好。
她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点了点头，脸上立刻现出一副“悲伤”的神色，她这个“面子”上的功夫，现在绝对不比他差。
两宫的入陵仪式是同时进行的，在“追悼会”上，李鸿章还念了一篇祭悼光绪皇帝的祭文，祭文里追述了光绪皇帝一生的政绩，对光绪皇帝做了相当高的评价“从无
汉之分，民族之见，英毅果决，力图振兴，实为旷代之圣主也。然不意为宵小所趁，盖我圣主锐意求进，一时失察，若天眷中华，我圣主得稳健之士辅弼，得变成法，则我万千黎民之福也。”这篇祭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但对光绪皇帝的评价还是相当中肯的。光绪皇帝在他当政期间，讲求变法，锐意图强，为了使政治清明，甚至下诏开放报纸言论，仅这一点，其实就比他屡屡大兴“文字狱”的老祖宗康熙和乾隆要强出许多。
清王朝的文字狱是出于“防汉心理”对一个人数上占多数的民族进行的疯狂的“文化清洗”运动，常常是抄家灭族，祖先、子孙、活人、死人连同众多无辜者一起遭殃。其恐怖的震慑效果可以说空前绝后。清文字狱的密度吓人，据后世学者统计，有清一代，共发生了一百六十余起文字狱，几乎一年半一次，主要集中在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至乾隆时期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乾隆在位六十三年，制造的文字狱有一百三十余起，一年两次还多；其定罪范围大大超过了顺治、康熙和雍正三朝，而且将打击对象从主要是士大夫阶层扩展到民间百姓，几乎成了一场全民的劫难；许多名人志士因此而蒙难，有的不仅被斩首，而且子孙株连坐罪，甚至家族同遭毁灭；有的甚至追究已故作者，挖墓戮尸，惩办后人。文字狱株连甚广，令人心惊胆战，结果导致全国上下一片风声鹤唳，中国“万马齐喑”的局面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清统治下的文字狱，如同黑暗的欧洲中世纪一样，思想领域实行强控制，不光政治文化的书籍要
，就连科学技术的书也不放过，《几何原本》、《天工开物》大批明代的科技成果或毁或弃，只要和官方的程朱理学不统一的，都要止。这其实就是“文艺复兴”为什么不能在中国出现的原因。
康熙和乾隆两位大帝对中国思想领域的“文化大清洗”是他们一生最大的污点和罪行。
而光绪皇帝在位期间，能够下诏允许报纸“指陈利弊”、“中外时事，均许据实畅言，不必意存忌讳”这样的
襟和气魄，是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根本不能比的。就象祭文当中说的，如果光绪皇帝变法时不是一意求快，而是得到老成持重之人辅弼，走一条稳健的道路，中国可能就是另外一番样子了。
那样的话，对广大的黎民百姓来说，也许是一件好事。
最起码，中国不会经历“内
”和“外侵”的双重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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